胡印斌（河北 媒体从业者）

    来自广东三大监狱的一项大规模调查报告显示，农民工罪犯中九成以上在26岁以下，八成犯罪的新生代农民工，在幼年时期被留守农村无人看管，近六成属于“盲目流入城市犯罪”……这些在城乡流动状态中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农民工，既融入不了城市，又退不回农村，不少人宁进监狱不肯回农村。（11月9日《广州日报》）

    表面上看，新生代农民工的入狱是咎由自取、罪无可恕的行径，是他们为自身行为付出的必然代价。但是，放开视野，从农民工整个生存链条看过去，我们就会悲哀地发现，新生代农民工的伤痛，不仅是个人及其家庭的伤痛，也是社会难以抹去的伤痛。在他们的成长道路上，存在着太多的“如果”。如果小时候能够一直在父母身边；如果农村教育能够给其幼小心灵撒下善良和爱的种子；如果城市有较好的进入通道，如果所从事的职业能够矫正其身上的不良习性……

    尤其让人焦灼的是，这些“如果”，其实都是一个正常运行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。据调查者分析，由于盲目流动，这些犯罪前的农民工从“熟人乡村社会”进入“陌生人城镇社会”，犯罪成本降低。一旦他们面临巨大的心理落差，遇到基本权利被剥夺的情况，很容易诱发犯罪。频频发生的个体暴力犯罪事件,已经验证了这个群体的破坏性。打工者的共同际遇，不仅没能使他们产生积极的情绪，反而加大了他们心理上的“被剥夺感”。

    新一代的农民工正在迅速长大，城里难就业，农村回不去。即便勉强在城里就业，也很难再如父辈一般能够接受、容忍城里企业的苛刻用工条件。到头来，只能成为漂浮在城乡之间的无根一代。新生代农民工的罪与罚，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无法回避的问题。其所动摇的，不仅仅是城乡的社会治安问题，更触及到了中国经济社会赖以发展的劳动力成本优势。当惊醒，再惊醒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