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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七圆滴七扁滴”,这句米粉店招呼语是古代雅言

来源:潇湘晨报作者:王砚编辑: 陈茜时间:2017-06-11 10:16:49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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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湖南,一句“七圆滴七扁滴”,几乎成了米粉界的通用招呼语。圆粉还是扁粉,虽然不足以细致区分家乡区域,但这句多半来自常德某地的标准问话,语调轻快、音节婉转,清晰地传达了属于西南官话的常德方言和湘语的不同。rTe潇湘晨报网

  西南官话听上去与普通话相去不远,有点像四川话、贵州话、湖北话,甚至桂林话。掌握了几个基本腔调和特殊语句后,听懂不成问题,语言天分高的人还能轻松学上几句。相对那些还保留了古楚语特点(浊声母)的老湘语地区,实在算得上是湖南方言的一股“清流”。
 
  这个仅次于湘语的湖南第二大方言,借助河流、山道和移民的人潮自北而来,千百年来划地而成,如今依旧保有强劲的扩张之势。
 
  撰文/本报记者王砚
 
  只差一票就成了普通话的
 
  大部分人容易听懂的官话,最初的确来自官方,是对官方标准语的称呼。
 
  汉语官方标准语最早称“雅言”,《论语·述而第七》中有云:“子所雅言,诗、书、执礼,皆雅言也”。此后每个朝代都有通行的“雅言”,基本上以政权所在地的方言为主,比如汉代的官方语言是洛阳话;晋代以建康(南京)话为标准音;唐代比较独特,以《唐韵》为标准音,长安话只流行于日常。元朝定都大都后,又以大都话为标准——估计这种蒙式汉语为难了不少人。
 
  “官话”的称谓来自明清,南京话、北京话一时盛行;1909年,“国语”一词获得认可,北京话的地位从官话提升到了国语,成为全民通用语。
 
  新中国成立后,1955年,举行全国文字改革会议,用“普通话”取代了“国语”的叫法,大会决定采用投票办法,从覆盖汉语区的15种主要方言中,选出一个作为普通话的基础方言。
 
  当时的投票结果是:北京官话以52票位居榜首;西南官话获51票,以一票之差名落孙山。
 
  通行于湖南的西南官话大致分布于湘北、湘西和湘南等市县州,只要去常德、吉首、怀化、郴州、永州等地,都能听到类似语音,范围不可谓不广。但一千多年前,这片区域通行的,仍是当地苗瑶等少数部族语言。唐朝诗人刘禹锡贬谪到武陵(今常德)之后,感慨道:“湘沅之滨,寒暑一候,阳雁才到,华言罕闻。”(《上杜司徒书》)意思是说,当时湘江、沅江流域存在大量非汉族地区,中原雅音难得听到。
 
  如果洞察此片区域的山水、驿路、历史,就会理解这种方言并非凭空产生,它的流入、形成和传播,其来有因。
 
  常德话中的动词“棘”,古代移民的口音留存
 
  山水对方言的传播和固化都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。
 
  比如,归属湘北官话的10个点,桃源、常德、汉寿位于沅水下游;慈利、石门、澧县、临澧、津市、安乡处于澧水中下游。北方方言很容易溯澧水、沅水而上,以致整个澧水流域、沅水流域的下游被北方话所同化,并影响到湘资的下游。
 
  道路和流水一样,轻松带来了远方的人们和他们的口音。
 
  在古代,有一条从中原京都(长安、洛阳)出发,向南经过襄阳、荆门,到达南方重镇——湖北荆州的道路,这条古道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内,是南北方之间最主要的陆路通道。其中,湖北襄阳经荆门至荆州的一段俗称荆襄古道。历代来湘的北方移民多是沿着这条古道南迁。常德和澧县(含津市)的北端恰恰连接荆襄古道。于是,在每个朝代,这两个地方比湘北其它地方的移民历史都要久,人口数量都要多。史载,西汉时期,关中人迁入荆州、津市、澧县一带,人数达十多万人。他们所操的中原“雅言”,给当地方言以很大影响,初步奠定了北方话的语音基础。到了唐朝天宝年间“安史之乱”,从湖北荆州到湖南常德一带,移民增加了户口十倍以上。
 
  北方居民人数之多,地域又相对集中,使得他们的语言给当地土著语言造成了巨大的冲击,这就强化了常德方言的官话基础。到了宋朝,北方话终于由北向南逐步扩大至沅澧流域。对于这一变化,诗人刘禹锡的感受是深刻的,他被贬朗州时,曾经在诗中写道:“邻里皆迁客,儿童习左言”。外来客如此之多,孩子们都跟着“南腔北调”起来。
 
  这些古代移民的口音和用词至今仍能在湘北官话中找到许多留存。
 
  常德话中,有一动词,音“棘”(jí),意即被针、刺等尖锐物体狠扎,比如说,“我的脚被刺‘棘’哒一下”。《方言》卷三这样解释它的用法:“凡草木刺人,北燕朝鲜之间谓之茦(cì或cè);自关而东或谓之梗,或谓之刿;自关而西,谓之刺;江湘之间谓之棘。”直到现在,“棘”字都不是一个常用词,它常与“荆”字合用,成为一个名词。名词作动词,在古汉语中并不少见,足见“棘”字在常德话中的古老地位。
 
  吴语赣语粤语都曾风行郴州
 
  除了北方汉族人南下,另外一些使语言流动交融的原因,便是外地军队的驻扎以及交界地区的自然往来。从地图上不难看出,三大片湖南官话通行地域,都处于省境交接处,所以,在常德话中听出湖北话的腔调,在湘西话中听出贵州话的余韵等等,都不足为奇。
 
  早在秦朝的时候,就有北方军队进驻湖南,一军驻靖州,一军守“九嶷之塞”(今湖南宁远)……此后汉朝、明朝派遣军队入湘,史书皆有记载。这些军人的语言如果是强势语言,则可能保持自身官话。我们在考察邵阳市城步县长安营村时就发现,属于西南官话的长安话独立于苗语、侗语以及当地共同的交际语儒林话,而自成一语。
 
  周边省的官话当然也会影响湖南官话的形成。语言学家周振鹤、游汝杰认为湘南的官话是从广西传入的。以郴州话来例证,官话最先从西经过湖南永州进入郴州的桂阳县,再向东边扩散到郴州。
 
  历史悠久的郴州,其方言流变之复杂,叹为观止,每个历史阶段,人们似乎都在尽力适应一波波袭来的不同语音。
 
  夏、商、周时期,郴州建制都隶属荆州,春秋时代又属楚国,荆楚首府,历代多在郢都(湖北江陵),所以,以湖北江陵话为代表的西南官话,在很早和很长时期就扩散到了郴州地区。
 
  两汉三国时代,它又经历了桂阳郡到零陵郡的变迁,这450年间,广东话应该是大规模风行过。三国时代,桂阳郡划归孙吴,于是吴语、赣语便成主流。公元265年,三国归晋,桂阳郡先隶属江州(江西南昌),后又改属湘州(湖南长沙),赣语和湘语的影响有所加强。隋代的汝城和桂东曾一度隶属连州(广东连县),粤语对这两地影响增多。
 
  而从宋、元、明、清,一直到现代,郴州都隶属湖南省。在这将近千年时间里,湘语影响加强。康熙年间,吴三桂在云南举兵反清,郴州曾一度隶属吴三桂政权,云南话也造成了一定影响。
 
  抗战时期,湖南省政府先迁耒阳,后迁汝城,全国各地成千上万难民先后流入郴州地区,一定程度影响着郴州地区的方言发音。
 
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大批北方干部南下郴州,矿山开发,工厂林立,全国各地人员调来郴州,他们将家乡话陆续汇入了这个湘南城市,再加上各级各类学校推行普通话,最终形成了带有明显西南官话特征的郴州话。
 
  注:参考文献:《湖南官话的形成与自然地理、人文地理的关系》